有很多市民想要下鄉卻往往被制度阻礙。比如，一位市民下鄉后花費300多萬改造了一棟農宅，這棟農宅據說有10戶業主，市民與他們都簽定了合同，但等他改造完成之后突然又出現了兩戶農戶說他們也是業主，市民要求他們拿出合法手續證明業主身份，但農戶給的理由卻是“他們是這家的后代，因此天然就是業主”，市民當然不同意這種做法，但農戶把門一鎖，市民投資的這棟農宅就成了問題資產。我建議學農的人可以看張藝謀主演的老電影《老井》，搞鄉村治理的人可以看《被告山杠爺》，這兩部老電影反映了農村的資源劃分問題和治理困境。可以看到這種類型的案例在農村中頻繁發生，如何解決這類問題?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為此需要一定的制度創新。生態資源的產權邊界是因地形地貌而以自然村社的地緣邊界為邊界。往往一條河、一道川，兩邊各一個村子，某片林子歸張家莊還是歸李家莊，這些空間資源的劃分村社內部往往最為清楚。明晰了產權邊界后，要使城鄉要素自由流動，首先得確定所有權的主體。一直以來，政府向農村征地，通過壟斷土地一級市場把集體所有的建設用地轉為地方政府所有。而在開發農村空間生態資源的時候可以把農民分戶占有的資源權益通過作價入股的方式變成集體所有，進一步通過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形成二級市場的規范交易。目前中央文件《農村產權流轉交易規范化試點工作方案》正要求各地推進農村產權交易的規范改革。

注意，集體所有權形成后在二級市場的規范交易絕對不可能是私人交易，可參考2018年本團隊在中國軟科學發表的《鄉村振興背景下生態資源價值實現形式的創新》，文中詳細地描述了中國農村的生態資源如何通過三級市場實現價值化。

如果按照中央的要求能夠實現農村產權普遍進入二級市場交易的話，意味著農村中大量的資源性資產的交易都可以在市場交易的條件下通過競價完成定價過程。完成定價過程后通過《律師審查意見書》、《公證書》和《交易鑒證書》提供法律依據，通過“三書模式”使得農村過去被大家認為不可交易的各種資源權益，特別是農村中的房產物業等物權，變成可被依法處置的物業資產。市民下鄉在農村中形成第二居所、第三居所的愿望就是可實現的;暢通城鄉要素流通，促進城鄉融合也是可實現的。

市場轉型中的市場制度問題需要和國家戰略相結合。“央媽放水”使得大量資金流向社會但并不參與到經濟過程中，存款率一度高達44%以上，造成了銀行較大的壓力。因此我們目前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通過空間生態資源的定價過程吸納過剩資本。

假如，未來“三農”領域的發展方向是農業4.0，是生態資源的價值化實現，那么將會吸引城市中大量具有投資能力的人形成一種高度分散的分布式創業，走出一條城鄉融合的社會化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以此作為發展方向，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的在地實踐，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創新，提出了三級市場理論。首先必須在農村中進行微觀主體的改造，使它能夠與目前全面過剩的金融資本有機結合，而縣域平臺是實現這一過程的重要載體。目前，新型縣域經濟中與資源價值化實現相關幾種金融制度創新如下，這些解決“資金不下鄉”的重要經驗正在各地擴展試點：

一是已經被中央文件肯定的“政銀擔”。以政府信用背書，擔保公司與財政直接相關，通過銀行和擔保的結合逐年對農民增加農業補貼。WTO的條約限制了我們對農民進行生產者補貼，但要改變農民收入較低的現狀，可以通過財政建立農業擔保公司，中央政府、省級政府、縣級政府的擔保公司執行的均是政府行為，政府行為必須為中央戰略服務，所以“政銀擔”是金融下鄉的重要模式之一。

二是同樣被中央文件肯定的“保期銀”。商業保險因為無法對自然風險做預測而難以進入農業，期貨則不然。我們可以通過一定算力把投資商們對某一類農產品進行的多空投資形成模擬結果，為農產品的最終市場交易價格提供預測價格，以此作為保險公司為農產品提供保險的依據。以期貨做出必要預測的保單可以幫助農戶拿到9成的抵押貸款，并且保單可以隨著期貨給定的價格變動確定保險的費用。如果政府財政承諾對保險公司在出險條件下的損失承擔適當的比重，則保險公司可以同比例的降低保費，農民就能得到更為低價的保險。

三是票據業務。新型縣域經濟中的融匯模式可以把一個縣域內所有在地方商業銀行開戶的產業鏈的各環節進行聯動，依靠縣域平臺進而獲得信用鏈上的各種資金關系，把倉庫、批發、加工、外銷等環節變成資金不出庫，以單據保障作為交易手段，使生產各環節不再承擔資金成本。票據的成本也是最低的，僅有不到2%的貼現率，遠低于一般貸款。地方銀行可以對開戶的業務單位形成有效控制，利用票據業務產生第二層重要效益——形成平均利潤率，在同一個縣域的經濟體系中，通過資金利率促進平均利潤率的產生，最終實現不同環節的平均收益率。

來源：溫鐵軍